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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

首先, 從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方式來看, 生產關系不適應生產
力發展是導致社會分裂的決定性內因。漢末魏晉南北朝是中國經濟
模式由奴隸制經濟向封建經濟轉變的關鍵時期。西漢統一以來, 穩
定統一的社會環境和休養生息的經濟政策, 以及勞動工具的不斷改
良、土地的不斷開發、勞動對象的不斷擴大( 尤其是新農業品種的
傳入或開發) 、科技的發展等生產力要素的變革為一窮二白的漢帝
國帶來了大量的財富, 而面對日益增長的剩余財富, 財富的重新分
配、占有問題也日益提上日程。一般而言, 社會化大生產是最有效率
的資源配置方式, 因其可將資源( 人、物、土地等) 在全社會范圍內
合理協調配置, 實現利潤最大化, 這是一種理想狀態。而現實中部分
經濟個體在利益驅使下也會不斷占有大量經濟資源以擴大生產規
模,
并逐漸形成若干個與中央集權經濟相抗衡的地方經濟單位, 從
而推動社會化生產的進程。但由此亦會導致社會財富不斷向少數人
手中集中, 且龐大的經濟利益也必然要尋求政治力量的保障和政治
地位的上升, 故而地方經濟單位的膨脹必然削弱大一統的中央集權
統治, 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; 而無數分散的個體經濟單位的被吞
并亦使得階級、民族矛盾激化到白熱化程度, 內外矛盾交織最終匯
聚成一股不可抗拒的社會變革力量, 于是原有的社會平衡被打破,
新的社會秩序被建立, 社會財富又開始在全社會范圍內重新分配,
原本趨向于集中的經濟單位亦重新被打碎, 分散的小農經濟與建立
于其上的大一統君主專制得到重新鞏固。此過程周而復始, 成為中
國古代朝代更替最主要的原因之一。根據上述理論, 對于農業占據
絕對優勢和主導地位的中國來說, 農業利潤雖然比商業小, 但其風
險也小且收益相當穩定, 且中國的政權是建立在農業經濟基礎之
上, 所以漢帝國的財富集中也主要表現為土地的急劇兼并。而土地
的急劇兼并一方面推動了地方割據勢力的形成, 豪強、門閥等地方
性經濟實體迅速崛起并尋求政治權利對經濟利益的保障, 嚴重削弱
了建立在分散的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中央集權, 且統治階層內部陣
營的嚴重分化和相互之間征伐無度, 也使得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
壞; 另一方面小生產者因天災人禍大量破產反之加劇了土地集中造
成的社會矛盾, 各階層之間貧富差距懸殊, 使得階級、民族矛盾進一
步激化, 漢帝國的分裂危機一觸即發。
同時, 漢( 自漢武帝始) 魏晉南北朝時期處于中國社會由奴隸
制向封建制全面過渡時期。較之奴隸社會, 封建制度減輕了土地對
勞動者的束縛, 提高了勞動者的積極性, 促進生產力要素( 人、物)中人的要素的相對自由流動, 從而有利于提高整個社會勞動生產
率。自漢中后期起, 大量被兼并的土地需要大量相對自由的勞動人
口來從事生產, 而舊有奴隸制度對人口的嚴格控制無疑阻礙了新興
勢力的發展。新的生產關系正在形成, 而舊有生產關系又不甘退出
歷史舞臺, 兩種制度的對決勢在必行。
此外, 由生產力發展帶來的人口高速增長在桓帝永壽三年( 公
元 157 年) , 達到約 5 , 649 萬的高峰值后開始進入瓶頸期: 人口增
速超過逐漸惡化的自然環境的承載能力, 表現為人口相對過剩, 而
生活資料亦因自然、社會環境的急劇惡化嚴重不足。
其次, 氣候變遷所引起的生存危機和社會危機亦嚴重動搖了東
漢中央集權的政治格局。農業的發展除了人類的主觀能動性外, 很
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生態狀況, 自然環境的波動最終會放大反映到
社會關系的嬗變, 引起社會關系震蕩變革尤其是社會財富以及政治
權利等在全社會范圍內的重新分配。關于我國古代各個時期自然環
境變化、變遷與社會變革之間的關系, 歷史地理學論著甚多甚詳, 故
本文簡論之。其中, 竺可楨先生以翔實的歷史文獻記載、物候學資料
為依據, 分析認為: 仰韶和殷墟時代氣候溫和, 年平均溫度高于當代
2℃ ; 周朝早期寒冷, 春秋時期變暖, 這一溫和氣候一直持續至西漢;
東漢趨于寒冷, 并延續至南北朝。氣候的變冷一方面導致降水明顯
減少, 使得溫帶草原南移, 農業區北界南縮, 畜牧業和種植業都遭到
嚴重破壞。另一方面, 氣候的急劇變動又常常引發頻繁的自然災害
及疫病, 造成農、牧人口大量死亡、土地大量拋荒, 加之統治階級驕
奢淫逸、征斂無度, 社會經濟極度萎縮, 時刻處于崩潰邊緣。面對巨
大的自然、社會迫力, 北方游牧民族遂向外擴張以維護部族的生存,
而逐草南下進入富庶的中原地區無疑是最佳選擇, 且中原正值頹
勢, 遂成五胡亂華之分裂局面。而安土重遷、面對迫力傾向于內轉調
整自我的中國農民, 在頻仍的天災疫病以及異族與本族統治階級的
雙重壓迫面前亦不得不奮起抵抗, 社會分裂勢在必行。
自然、社會矛盾激化導致的社會苦難, 必將反彈放大到整個社
會生活層面中。該時期遂成為史上最饑餓時代: 貧者尸骨委籍、倒斃
溝洫; 富者亦“鳥面鵠形, 俯伏床幃, 交相枕籍, 待命聽終”; 牛馬草
木皆盡, 人相食, 餓殍遍野而千里無煙。并在客觀上推動了人口的遷
徙流動和民族大融合, 從而使魏晉南北朝成為政治分裂、思想解放
的特殊時代。

12

文體的分類是有一個歷時性的過程,先秦至有漢以來雖處在自為階段,但是為魏晉以來的文體分類作了鋪墊和準備。
 文體分類可以上溯到先秦時的《尚書》。根據表現內容和使用場合的不同,《尚書》將其分類為典、謨、貢、訓、誓、誥、命、刑等類。無獨有偶,《周禮·春官·大祝》中記載有“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。”這里的“六辭”指的是辭、命、誥、會、禱和誄六種不同文體。但是,先秦學術雜糅,文學還遠未獨立,文體分類也必然是朦朧而非自覺的意識。
  到了漢代,文體日繁。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首次以學科分類的形式,把以詩賦為代表的文學作品與經、史、子類學術著作明確區別開來,并且還在其《詩賦略》中分其為五種:歌詩為一家,賦為四家,可見已有辨體意識。但此時的文章體裁界限仍相當模糊,往往表現在賦
體裁寬泛,具體為:辭、頌、七體、設論體、吊文等均屬于賦,除此之外,其他一些類似辭賦之作,也可稱賦。 如在《漢書·藝文志·詩賦略》中,將李思《孝敬皇帝頌》十五篇納入“孫卿賦”之下。又《漢書. 揚雄傳》:“正月,從上甘泉,還奏《甘泉賦》以風。”而王充《論
衡·譴告》卻如此記載:“孝成皇帝好廣宮室,揚子云上《甘泉頌》,妙稱神怪,若曰非人力所能為,鬼神力乃可成。”此二書前后記載顯然為同一篇作品,卻一稱“賦”,一稱“頌”,便是體裁模糊導致的。
  再到了東漢末年,蔡邕作《獨斷》,他將“通上下”的應用文分為策制詔誡和章表奏議兩大類,從名稱來源、本義分辨談文體,并說明該文體的使用對象和范圍,這對后來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。比如《文心雕龍·詔策》篇說:“漢初定儀則,則命有四品:一曰
策書,二曰制書,三曰詔書,四曰戒敇。??策者,簡也。制者,裁也。詔者,告也。敇者,正也。”這段話基本來自《獨斷》。不過雖如此,《獨斷》并非專門的辨析文體之作。宋王應麟《玉海》卷五一說:“《獨斷》采前古及漢以來典章制度,品釋稱謂,考證辨釋,凡數百閑雅,說煒曄而譎狂。”陸機依然對其所列文體進行了風格辨析。爾后,摯虞在《文章流別論》、李充在《翰林論》中都對各種文體作了區別和特性的說明。從漢代單純的文體分類到而今對各種文體特性加以區分,足以證明文體辨析的進一步深入發展。但此時對文體的說明還是不夠全面。
  直至南朝,文體分類已發展到成熟時期。劉勰在繼承前人已定名文體的基礎上,更全面詳盡地分文體為三十五種,細類接近百種。《文心雕龍》用了全書將近一半的篇幅(從第五篇《辨騷》開始直至第二十五篇《書記》)來論析文章體裁,可見對文體分類的重視。南朝還有另外兩部文體辨析的代表作,即任昉的《文章史》和蕭統的《文選》。任昉的《文章史》舉例文體有八十五類之多,更為著名的蕭統的《文選》受其影響,分文體為三十九種大類,其中對詩和賦據其題材和風格又分有小類,將經、史、子、集排除在外。
 魏晉南北朝,雖然是一個戰亂不斷、國家分裂的動蕩時期,但同時,也是“一個思想異常活躍,精神生活空間開闊,文化環境較為寬松的時期”。文學創作繁多,體裁多樣,促進了文體分類;而文體分類的越來越細致,也正說明了當時人們對文學的認識越來越深入,這些都客觀反映出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的自覺和獨立。
  誠如魯迅先生所說,這是一個“文學自覺的時代”。這期間,有繼承也有發展。那么,我們在文學研究中應注意上下求索,左右逢源。而詳細探索一個文化現象出現的原因以及所帶來的影響,我們可以預見和把握文學流變的態勢,并及時作出反饋,這是每個文化傳承者的使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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